光绪元年（1875年），梁凤馨二十二周岁。这八年来，他跟着黄麒英，先学认骨认穴，再学用药下手。这一年，他给一位绸缎行的东家镶完最后一颗牙，师傅在旁边看了半晌，只淡淡说了一句：“你的牙科，已在我之上了，去吧。”

出师之后，他仍在南海一带盘桓了半年，越发觉得这手艺施展不开。乡下人一身力气舍得使，一口牙却舍不得花钱：镶不起牙，也不肯看牙。偶尔有人上门，多半是富户打几副银首饰，临走顺带把牙疼看一下——离他“给老百姓看牙”的本心，越来越远。黄麒英指了条明路：去香港——开埠日久，码头上停着各国的船，洋行、水手、兵营，鱼龙混杂，有人，就有机会。

梁凤馨打定主意，把家什收成一个担子，渡了伶仃洋，一天一夜，落脚筲箕湾。

初到香港，他既无铺面，也无人脉。

筲箕湾在港岛东北角，海湾形如筲箕，自明代起就是渔民避风的好去处。同治年间，港府拆去岸边乱搭的寮屋，把旧市集整成一条大街；街心一株大榕树，街上有新设的警署、街市，街尾一座新修的天后庙，香火正旺。梁凤馨就在那颗大榕树下，铺开一块白布，摆上几副银托、几颗牛骨牙，放一张板凳，就支起了看牙的摊子。

筲箕湾的人，日子过得紧巴，看牙更是能省则省。摊子开张，头几天少人问津，后来才有几个捂着腮帮子的船民试探着坐下。梁凤馨不挑客，来者都接：脓牙，先清；残桩，先补；缺了牙的，量了再镶。洋人掏的是银元，船民拿得出的是几串铜板——他也不还价。一个、两个、十个，病人慢慢多了起来。

梁凤馨是上手就较真的人。白天在榕树下接诊，每一副牙他都记在心里，哪处贴、哪处晃、哪处咬合不顺，夜里回了租住的小屋，就着一盏油灯，一件件拆开来琢磨：托子哪里厚了，牙冠哪里偏了，该怎么改才服帖。日复一日，手上的功夫就这么一寸寸练出来。起初还在“打得服帖”的银匠路数上打转，到后来，已一步步走到“镶得服帖”的牙医门道里。

真正让梁凤馨手艺大涨的，是那些上岸的洋人。筲箕湾是补给锚地，船一靠岸，船上的人都要上岸吃喝歇脚。跑远洋的汉子，在海上飘了几年，一口牙烂得不成样子。城里洋人开的牙科医馆，价钱贵，也未必把华人放在眼里，来回城里一趟又要小半天，于是不少水手、兵丁图近图便宜，寻到榕树下的摊子来。

接得多了，梁凤馨摸清了洋人假牙的底细：那些卖相光鲜的便宜货，托子是照通用式样成批做出来的，尺寸全凭运气；戴上不是硌得慌，就是晃得厉害。他想起祖父的话——银匠的手艺，在打得服帖。既然贴不服，那就一副一模。

他先学了洋人牙医取模的法子：用蜡在牙床上压出形状，再用石膏翻出一具牙模。转过身，又把家传的银匠功夫全数使在镶牙上：依着那具模子，先捶打出贴合牙床的银托；讲究些的，还用上祖传的失蜡法，一层层浇铸出来。银托贴着牙床走，没有一处是靠碰运气。

单靠硬托还不够，牙床有软有硬，戴久了总要磨得慌。梁凤馨在香港见过洋人用一种叫“古塔波胶”的东西——那是从南洋运来的树胶，本拿来包海底电缆，遇热能软，凉了能定。他琢磨了半年，把那胶熬软了，流进银托里，变成了“软衬托着硬托，硬托托着银牙”的三层结构，戴上后除了有色差，就像是天生从嘴里长出来一般。

所谓“中西合璧”，在他手里不是一句空话。

消息一传十、十传百，榕树下的华人大夫渐渐有了名头——镶牙梁。

到光绪十年（1884年）后，连三度署理港督的辅政司马殊，也差人从城中环绕道到筲箕湾来，三番五次请他治牙。一个华人牙医，凭什么让署理港督信他？凭的，就是那一副服帖的牙，和一颗不把病人当外人待的心。

有人问他图什么？梁凤馨望着码头上来来往往的苦力，说：“护住一口牙，就是护住这些靠力气吃饭的人一身的本事、干活的力气。”

此后四十年，榕树底下的看牙摊子人来人往。到1915年，他的幼子梁泽田在香港筲箕湾东大街挂出“泽田诊所”的招牌——那，是后话了。